Wednesday, June 25, 2014

就《六四事件》動議辯論的發言

主席,今天六四廿五周年已經個了三個星期,但無減我們對這個辯論的重視。昨晚我在美國的香港人朋友Dennis,他知道今天我們做六四辯論,他特別在電郵對我說:

「六四過了廿五年,但近來越來越多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是非的官員亂講(包括中央和香港),所以更有必要重提六四,讓後生的知道真相。」

他說:「我有個香港同事,一向無乜點關心六四,今年問我借件六四T恤,佢話公司越來越多強國人,大部份80、9O後,唔知到真相,所以他要將件T恤同當年文匯報六四報導貼响他的辦公室門口,等啲後生仔經過見到。」

我朋友問佢做乜今年咁激,他話就是因為聽到乜周融愛港力之流話六四真相,條氣吾順,所以要貼。

本來,大家廿五年前在電視機上所見所知的,從在現場第一手的人所知所見的,本來都很清楚,但有些人可能見到六四屠殺已過了廿五年,以為有些人記憶開始模糊,年輕的更容易被影響,顛倒是非。

六四真相究竟是什麼?我手上的"The Tiananmen Papers",中文翻譯本正正叫做《中國「六四」真相》,兩位著名的海外中國學者Andrew Nathan和Perry Link,搜集了過千份中國政府文件,在2001年出版。這些文件是什麼?包括政治局、國務院至各地區、軍區的報告和會議紀錄。

那些自稱六四真相的人,我不知道他們憑什麼說真相,但他們講的不外乎廣場無死人,又稱當日解放軍根本沒有「亂槍掃射」等等。我們且看廿五年前的6月19-21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的報告就死傷人數是這樣說的,以下我用英文讀出:

“Beijing Municipality has checked and double-checked all the figures from Martial Law Command, the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the Chinese Red Cross, al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ll major hospitals. These show that 241 people died. They included twenty-three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the martial law troops and 218 civilians.”

The book goes on to explain, that Li Ximing’s figures “should be viewed together with other reports about death of soldiers, citizens and students. Materials from the Martial Law Headquarters, for example, show that no member of the troops that advanced on the city the night of June 3 was killed by city residents, and no solider from the Thirty-Eighth Army,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clearing the Square, died on June 3. Of the ten PLA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six were from the Thirty-Eighth Army, but these men dies when their military transport truck overturned about 2 am…. [These] cannot be properly described as “murdered by rioters.”

“A report from the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aid, ‘Those killed included university professors, technical people, officials, workers, owners of small public businesses, retired workers,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grade school students, of whom the youngest was nine years old.’ To judge from this distribution of ages and occupations – from retired old ladies to a nine-year-old child – it would seem likely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were innocent of all crime.

李錫銘是誰?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說:「(1989年4月)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根據這些資料,薄一波的女婿,他已經貴為人大的法律委員會副主席,都在木樨地政府大樓被殺,就是因為他著了燈在窗門睇街,結果不單喪命,還被納入為暴徒那條總數。

這些就是六四真相,是國家機器有預謀地暴力屠殺無辜的平民。所以,我另一位朋友Norman托我問建制派的議員,如果你的家人都在六四成為受難者,你會不會仍然今天投反對或棄權票?

所以,六四是反映我們中國人良心最好的一面鏡。主席,我謹此陳詞,支持六四動議,大家一會再看清楚議員怎樣投票。

Thursday, June 12, 2014

就「改善教育施政和增撥教育經費」議案辯論發言稿

1. 主席,梁振英多次承諾全面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全日制小學、支援基層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增加本地大學學位及科研發展、資訊科技教育等等,但一直未有長遠藍圖,一直沒有增加教育資源,甚至好像葉建源議員講,逐年下降。局長,不過我亦同意葉建源議員所講,我會對事不對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都不知道應該說是你還是梁振英的責任。

2. 教育局局長這份工,的確唔易做,面對的問題多,不過,局長已經做咗五年任期的兩年,剛才好多議員都指出很多令家長、學生和老師都受盡折磨的問題,但政治工作就做到足,一上場的國教之外,最近有出來以「佔中」恐嚇老師,究竟你搞乜呢?搞政治定搞教育呢?我好同意林大輝議員所講所問,局長你的教育理念是什麼,希望你一陣講解一下。

3. 雖然葉劉淑儀議員認為不該以一個局長爭取多少資源以評價他的表現,但我並不完全同意。資源對教育係重要的,百無或者什麼都差啲差啲,點可能培訓出比上一代更成功的年青人?不過,葉劉議員話,是否善用資更重要,但她都話你連這都做不好。

4. 在張超雄議員提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方面,融合教育推行多年,有視障學生目前仍然會遭校方無理剝奪學習機會,拒絕他們修讀某些科目或參與部份課堂、課外活動。政府現時在中、小學或專上學院推行的措施,未有全面就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使用資訊科技上所面對的困難,或根據不同類別殘疾人士的困難,作出足夠的支援,包括助視器材、校園設施、點字課本、手語輔助課程、無障礙學習資源、督導員支援。教育局應與不同界別合作,檢討融合教育政策及支助多元化的教學資源,協助學校提升有關學生的學習成效。

5. 在協助融合教育方面,科技是很有幫助的,但我記得去年有一些特殊學校的同學來立法會同我見面,他們的老師都同我講,他們利用平板電腦幫助學生學習,成效好好,不過缺乏資源。所以,真的,資源是重要的。

6. 有關大學教育方面,家長及學生擔心缺乏升讀大學機會,覺得面對大量內地生的擁入,以及政府只顧鼓勵本港學生到內地及海外升學,這是不可持續的。黃碧雲議員好關注研究生的非本地生特別是內地生的比例極高,其實我自己一向都認為,收生是應該以才能成績優先,但的確當我們見到情況極度失衡時,就係要檢討一下,收費機制是否可以改變一下,令香港人覺得公平一些呢?

7. 另一方面,香港多個行業人力短缺,窒礙相關產業發展,包括資訊科技等行業。我多次建議應根據市場需求相關名額,以彌補之前可能被削減的學位,配合產業擴張政策需的更多人力資源,開辦更多具前瞻性的課程,以配合香港經濟多元化及支援新興行業發展。

8. 最後,講到資源,一定要講土地資源這個香港最缺乏的資源,吳局長就無為教育界好好守住這些資源了。政府近年多次把本來預留作教學用途的用地,包括九龍塘前李惠利學院地皮、前皇后山軍營用地,改劃做住宅用途,引發公眾和教育界強烈抗議,這些情況根本一早不應該出現,你根本無守衛好這些重要的教育資源。

9. 在上星期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我提起兩間小學的申訴,他們早在2011年被分配一幅位於北角的空地,但相關政府部門一直拒絕為其重置校舍計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亦沒有向學校交代得到令人滿意的原因,以致學校一直未能轉為全日制。在政府努力覓地建屋的情況下,我們唔想他們成為這些「被政策遺漏的小學」成為犧牲者,上次委員會內副局長向我們說,你們會在下年度來立法會拿撥款,我要求局長你要信守承諾。

10. 我與大部分教育界從業人員,展望「一學生一電腦」能在香港實現,令每一個學生都能擁有個人電子上網設備,以及平等的學習資源。教育局的「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於今年第一季已首先給予一百間學校支助。不過,這一百間學校當中,只有二十間屬於有需要支助的基層學校,令學校的資訊科技進程進度更加不一,更而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已經起步的學校會更有優勢,未能起步的學校情況更加不理想。而教育局今年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只是計劃在三年內,分階段向所有公營學校提供無線網絡服務及其他配套設施支助,亦未有計劃向所有學生提供「個人電子上網設備」。我們希望政府資源應先投放於支助有需要及基層的一羣。有關當局更應加快全額或半額資助基層及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購買電腦,實現「一學生一電腦」,以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另外,我們的學校課程遠遠落後於其他已推行「中丶小學程式編寫課程」的國家,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已決定在所有學校全面堆行這項「未來必需的生活技能」;相反,現時課程還未在本地學校普及,各大「補習社」已掛滿中丶小學程式編寫的廣告,當局有否需要到補習社「取經」?

11. 局長,可以做到教育局長其實可以是一個福氣,可以幫助建立社會的下一代,責任大,但其實可以做出對社會最偉大的貢獻。局長,你話我們香港已經做得幾好幾好是無用的,如果你不想辭職,你要讓我們香港市民作為你老闆睇得到,你是有心有力的,你做人力資源這麼多年,你應該一定明白。我們唔希望明年,又再有這樣的一個辯論。

12. 主席,謹此陳辭。

就《應對人口老化,制訂全面護老政策》動議的發言稿

主席,人口老化對香港而言是一個龐大的挑戰。根據政府估算,香港未來三十年的老年人口將會由2014-15年度的110萬多,增加到2041-42的260萬。換言之到2041年,每三個人之中便有一位是65歲或以上,而每八人更有一名80歲以上的長者。這個問題經已是逼在眉睫。

未來社會對護老服務、社區照顧服務、醫療服務等需求只會繼續增加,到底在安老方面的政策和公共資源是否足以應付勞動人口下降和預算經濟增長放緩等的挑戰?大家都明白,三十年後的長者(包括我哋在座咁各位)在教育水平和退休生活期望都會和今天的長者有分別。

討論護老政策時,我認為除了不同種類的安老服務名額以外,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長者的生活質素,讓長者的老年生活過得安穩、有意義、有尊嚴。而政府在政策規劃、資源調配和行業發展方面的角色都十分重要。 以下我會重點講幾項我較為關注的事情:

安老服務求過於供的局面已經維持多年,現時有多達2萬多名長者正輪候政府資助的院舍,輪候期更至少要兩三年。即使有買位計劃,但宿位增長緩慢,每年增加只係百幾二百個,仲有幾千人等,每年有5000幾位長者等到過身都未等到津貼宿位。

私營安老院每個月要五千至七千元甚至更貴,係買位宿位的接近四倍以上,好多基層老人家負擔唔起。服務券讓長者可以在輪候津貼院舍時先使用私營院舍服務,亦會令院舍有較多誘因去改善設施同人手。不少自負盈虧和私營安老院舍的服務質素和收費水平參差,護理員人手不足及服務水平亦有待提高,政府應該加強監管。

雖然護理員施虐的個案唔算好多,但我曾經聽過不少安老院裡面人手唔夠,令老人家即使是夏天都要一個星期先冲一次涼,仲要不時被護理員呼喝,但因為『朝見口晚見面』只能夠啞忍,呢啲唔尊重長者的行為就好似精神虐待一樣。

安老院舍的服務模式、 資助模式和服務文化需要改進。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未來會增加津貼安老宿位的供應,並將會預留8億元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模式擴展到住宿照顧服務,我希望可以盡快實施,甚至檢視需求而按此加碼。

除了院舍服務,我贊成多位議員提出加強社區照顧的配套,包括照顧者支援、家居護理、日間護理等,甚至是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服務。除了一般的院舍及地區性服務中心的資源、人手及人材培訓,我關心究竟院舍和中心的增長能否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

政府現時快快手將私人土地、綠化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等改劃作住宅,但老人家需要的院舍和服務中心就拖慢?希望政府能加快將荒廢的政府設施例如學校等改建,或者研究更多公私營合作的創新模式,令長者可以在社區居家安老。

除了為需要照顧的老人提供服務,我特別想在此提出運用科技提高長者生活質素的潛力。有調查最近訪問近一千名50歲或以上的長者,發現超過6成受訪者有使用智能手機的習慣,當中約九成半更有使用例如WhatsApp等通訊程式,可見未來長者的ICT應用能力和活力都會較高。

香港號稱智慧城市,點樣可以發展全新的護理模式並善用科技護老,應該是政府制訂護老政策時研究的方向。有唔少科技例如無線標籤和定位、智能家居系統等等都可以幫助長者和照顧者,現在只靠一些志願機構好努力去做,我認為政府應該撥出資源做更多在護老服務方面的科技應用研究,幫助安老院舍和社區照顧服務機構應用科技改善服務質素。

運用科技提升社會服務的效率和質素是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不能忽視的一環,也是老年化社會中一個龐大的機遇。我早前去參觀過一家本土科技公司,他們開發了一套智能家居系統,其實在這方面香港能力很高,他們也好想多些與政府配合,改善老人家的生活。希望政府除了一般的院舍及地區性服務中心的資源、人手及人材培訓之餘,將眼光放遠一點,撥出更多資源發展智能化的居家和社區安老服務,特別是加強服務機構、醫療體系和政府部門的協作。

平安鐘的服務模式經已發展得相當成熟,是時候擴展到其他長者外展服務、社區長者護理及居家照顧的層面,利用自動化、智能化甚至發展迅速的物聯網等,幫助長者獨立在社區生活,並改善服務資源分配的效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

Wednesday, June 11, 2014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調查關於高鐵延誤議案發言稿

主席,首先多謝范國威議員根據P&P動議議案,以及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由高鐵工程在四月中宣稱被黑雨浸壞鑽挖機以及地質問題延誤至今都超過一個月,財政預算案都傾完返黎,每日都仍然有高鐵延誤的相關新聞。發展到近幾星期,除了高鐵本身延誤之外,連西九文化區都受拖累,要斬件發展一拖再拖,真係唔知草皮仲要曬幾耐太陽。講開西九他們就最慘,借了塊地給別人掘,怎料變了劉備借荊州,誤知幾時還,最慘是納稅人和市民,西九超支我們找數,無錢建第三期就喊都無謂!

我留意到今次事件入面,建制派同事都鬧爆港鐵,除了有鍾樹根議員用英文大罵港鐵CEO 韋達誠做了民族英雄之外,如果今天用英語發言保證上CNN,工聯會一早出來更表態不排除支持動用特權法。 但我希望建制派同事不要「疑中留情」,鬧完一大輪之後又「不過」又「但係」咁反對今次的特權法議案再次放生港鐵。

提到局長講的「疑中留情」,我其實未聽過這個詞語,我上網查,原來這是英文的"benefit of the doubt"的中文翻譯,我再上網上字典Wiktionary(維基字典)解釋,是"a favourable judgement given in the absence of full evidence",這就帶出兩個問題:第一,favourable有利於港鐵的判斷,一個這樣的judgement call,身為公職人員,是否應該這樣做?政府部門和這裡立法會都不是法庭,不可以說「疑點歸於被告」;第二,"in the absence of full evidence",這問題更大,在沒有全面證據之下做的決定,點可以在沒有證據下就下定論?這可能不只是錯的決定,更可能是失職的決定。

講開英文名詞,港鐵CEO說他們有can-do spirit,聽了局長就信了,這can-do點解?字典有兩句解釋:"confident and resourceful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和"marked by purposefulness and efficiency","confident",有信心,但局長剛才也講過,是否港鐵太自信,好明顯係太自信啦,至於"resourceful"有能力、"purposefulness"有目標、使命,和"efficiency"有效率,這些從過去一段日子港鐵的表現,好明顯是港鐵都做唔到,no can do。

所以,如果分析一下這些詞語背後的意思,已正正知道出事因為什麼原因,你現在還相信港鐵自己人查自己人?

要否決今次的議案有好多理由,例如文匯報報導葉劉淑儀議員在內會第二次否決引用特權法查高鐵工程延誤的議案的理由,我引述:「現時港鐵仍在建造幾條鐵路,一旦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立法會便會變成法庭,港鐵需聘請律師,程序會很複雜。她擔心此舉反會影響港鐵推展工程,又涉更多花費,反而得不償失。」引述完畢。

我就覺得好奇怪,調查還調查,起鐵路還起鐵路,就算港鐵要聘請律師,我都睇唔到同起鐵路施工有咩關係,起鐵路都係交俾工程師去做,即使有相關人員要來作供,都唔會叫停施工程序才能過來立法會吧?所以我認為無謂將事情無限串連,為放棄追究而堆砌藉口,身為立法會議員,應該做的就要做,唔可以卸責。公義和真相,是有代價的,但我們用權力給特權法去調查,代價是值得的,是社會、市民應得的。

再講,話晒呢條高鐵都係當年建制派支持撥款興建,拉布都拉唔低,唔出事尤自可,出咗事你們的政黨都應該負上責任,至少都要運用立法會的權力去補返個鑊,調查高鐵的工程進度同延誤原因,俾公眾知道港鐵同政府仍然隱瞞了甚麼,係唔係一早就知工程無可能如期完成,只係順勢搵個藉口話黑雨浸壞機。港鐵已經唔只一條鐵路有延誤,每日都在花費納稅人的金錢,若調查可揭露更多監管及協調上的失誤,相信可以如毛孟靜議員所言,以避免日後招致不必要工序及追加撥款,有責不問才是真正的得不償失。引用權力給特權法是因為我們立法會不想再對港鐵和局長「疑中留情」。

過去一個多月的日子中,我地睇到好多文章分析今次高鐵工程延誤的主因,好多觀點港鐵同政府都未必會承認。張炳良局長同錢果豐主席都堅稱無合謀隱瞞,錢主席更加反問隱瞞對港鐵有甚麼利益?當然有喇!到現時為止,我地都未知道超支條數係邊個畀,係政府付清全數,還是港鐵要承擔至少部份工程費用,都是取決於調查港鐵在今次事情上犯了甚麼錯失。

從工程角度,事件處理非常奇怪,高層動也不用動,工程系的人員就祭旗,第日誰敢做項目?港鐵主席和CEO摺起衫袖自己去做?很多工程行家已經話,第日唔知誰敢去港鐵做,容乜易背上黑鑊!

再者,這個高鐵項目在根本上已錯漏處處,急就章上馬,沒有充分的勘探就草草通過。當年我們公共專業聯盟,都提出過錦上路方案,即是高鐵總站設於錦上路,預期對民居的影響較少,造價理論上亦較低。雖然當年坊間對這個方案的評價都唔係必然優勝過政府方案,但係我們今日卻睇到當年的憂慮,例如對大角咀一帶的樓宇結構有影響、不合乎成本效益、造價估算方式不清等等,今日都一一應驗。

特首不久前提出減少自由行旅客數量,當年已經擔心載客量會低而蝕本收場,依家可能會低處未見低,惡果唔洗完工都已經睇到。當年到現在我們都受很多不盡不實的資料矇閉,討論亦都被導向至二元對立,無機會還市民一個真相。今日工程真的出事了,我地就好應該把握機會,引用特權法調查,找出當年高鐵為何一定要趕及2015年通年,而漠視客觀條件因素,到今日趕唔切完工就要遮遮掩掩、怨天怨地為自己完謊。我地唔可以繼續俾港鐵慷納稅人之慨,用OPM(Other people's money)亂來,出事後有政府包底,這是完全講唔通。我們就是這些other people!

主席,正如局長所講,今次係非常嚴重事件,港鐵透明度根本不存在,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信心。我謹此陳詞支持范國威議員的議案及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Friday, June 06, 2014

堅守能源自主 提升本地發電產量

政府於今年3月中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公眾諮詢,當中涉及替換舊發電機組、應付未來的電力需求。諮詢文件建議兩大方案,方案一是向內地南方電網購電(下稱「南網」),方案二是利用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香港社會聞得前者建議,擔憂內地將進一步控制本港的公用事業,如花費大筆納稅人金錢購買東江水一樣,受關照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加速中港「融合」,削弱香港的地位。

除了政治上的憂慮,我認為揀選香港的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必須符合本港的實際需要,包括燃料價格、供電穩定性和合乎環保標準。基於種種理由,我認為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率,更適合香港的供電需要。

首先,我們先看兩個方案的燃料組合與現時有何分別。現時本港23%電力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至於本地生產的電力,天然氣發電佔22%、煤(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佔55%。方案一把從內地輸入電力的比率大幅提升至50%,從南網購電更達30%。本地電力生產方面,天然氣發電比例提升至40%,煤(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則大幅下降至10%。

方案一有高達30%電力倚賴南網供應,一旦電網停電,恐怕會超出本地供電系統互補機制的承擔能力,不能確保本地電力供應的穩定性,詳情容後深入探討。

第二方案側重本地天然氣發電比率,大幅提升至60%,而煤(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和核電則各佔20%。單從數字上觀察,兩者均大幅提升天然氣發電的比率,所以均會引入大量天然氣應付未來電力需要,本地的發電機組亦須相應調整。

當局早已明言,無論採納哪個方案,未來的電費都會只增不減,預計是購買燃料和更新機組,但具體價格增幅卻沒有在諮詢文件詳細列出。但我認為若兩個方案都會令電力開支上升,採納方案二能保障本地的能源自主,既然本地有能力發電,為何還須向南網購電?文件預計本港2023年的電力需求只佔南網2012年的發電量不足2%,本港既不是南網的大客戶,況且亦有消息指南網年年出現供電不足的情況,按理應該沒有非向香港供電不可的理由。

建議把本地30%電力交託予南網手上,無疑令本港供電受制於更多外在因素而失去自主性,況且亦沒有相關資料顯示向南網購電會享受到什麼優惠。澳門向內地購電三十年以來,市民一直無從得知電費開支為何。據消息人士透露,澳門自2006年開始,用電的買入價已上漲36%,令人憂慮向南網購電會否造成另一個無底深潭。又或者,無人知曉香港將付出多少真金白銀向內地購買電力資源,會否加劇內地的恩主心態,香港人的權益會否在明知有其他可行選擇之下白白斷送?

其實,南網供電的穩定性亦存疑,聯網負責五個省份的電力供應,產電量受煤存量及水力發電的河水流域流量影響,經常出現供應不穩的情況。香港是一個人口超過七百萬的城市,各方面的基建、通訊服務均需要穩定的電力供應支持,不容許有大規模的停電事故發生。

事實上,本地電網確實十分可靠,電力公司之間有後備電源迅速互補,絕大部分市民能感受到的停電,只是一兩秒之間的停電便可能導致多達數十升降機故障,影響深遠。不過,若未來南網佔供電量30%而發生停電事故,本港電力公司可能難以應付如此龐大電力落差,或會造成大規模、長時間的電力故障,並非市民願見。

以澳門為例,澳門超過90%電力依靠內地電網供電,2013年的服務供應指數達99.9996%,但這數字只計算因澳電責任而造成的電力中斷。事實上,去年澳門曾停電40次,總停電時數全年達15.54小時,客戶平均停電時間為12.3分鐘,受影響超過5萬戶,所以澳門的多次停電事故的大部分責任可能要歸咎於內地供電。

相反,香港的電網管理完善,電力供應亦相對穩定。在過去數年,中電客戶每年的平均意外停電時間僅為2.6分鐘,而港燈客戶年均意外停電時間僅為0.9分鐘。故此,在既有的優良基礎之上,增加本地電力產量以應付未來的電力需求,相信涉及的風險會較低。

除了穩定性,市民的環保意識日漸加深,對潔淨能源的要求亦愈來愈高。又以澳門為例,據資料顯示,現時澳門與南網簽訂的合約中,主要是透過珠海及澳門的電網互相連接,並沒有訂明發電的來源或燃料組合。雖然內地經可再生能源產電的比率已逐步提升,但我們無從得知南網生產電力所製造的污染,亦無從監管。內地產煤尤其是部分地區產煤的微量元素雜質含量較高,經燃燒後的污染物亦更多。地球只得一個,本港向內地購電等同加重香港對全球環境污染的責任;反之,外購天然氣在本港發電,即使天然氣也有機會由內地引入,但本港能直接監管產電的品質,也能揀選更為優質及潔淨的燃料。

順帶一提,兩個方案都會更換或增設本港的天然氣發電機組,將會需要大量工程師及建築人手,若採納方案二,可造就更多機會予本地人才,設計和建築工序亦涉及大量創新科技應用,對推動本地科技人才發展會有正面幫助。反之,我擔憂向南網購電,相關的聯網工序會否外判予內地承辦,對本地創造就業方面的益處自然較少。

總括而言,向內地購電除了價格因素不明朗,其穩定性存疑已有澳門的實例佐證。至於環保方面,本港沒有能力控制內地電力生產的潔淨程度,可能會因購電成為環境幫兇,宜審慎考慮。最後,我認為本地的公用事業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為佳,亦能以為本地工程界、創新科技界提供更多機會。

2014年6月6日 刊於信報《專業眼》專欄

Sunday, June 01, 2014

Letter to Hong Kong: And Justice for All…

(Broadcast on RTHK Radio 3 on June 1, 2014, 9:00am)

Twenty-five years ago, on the 4th of June in 1989, one incident changed the lives of many. The Tiananmen Massacre. That night when tanks and soldiers overran the city where gunshots and flames lit up the night, and Beijing citizens shuttled the dead and wounded to the hospitals on bicycle carriages, and of course the lone brave man who stood in front of a line of approaching tanks – these images are forever ingrained in all of our minds.

I still remember how the news of the deadly massacre reached me. I was working in Massachuset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n, and on June 3rd US time, I was at home, sick with the flu. A friend who was also from Hong Kong called me from California, and told me the shocking news of tanks rolling in to Tiananmen Square. I got up and turned on the TV right away, and for days I was glued to the tube, watching CNN's coverage, live from Beijing.

Those were the days before the commercial Internet. We had no YouTube or even websites. So friends from Hong Kong shared and made copies of videotapes of television news coverage from Hong Kong and mailed hem to us overseas. But the Internet did play a role in spreading the news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nd its aftermath. For example, since the mid 1980s, I was a part of a team of netizens made up of mainly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overseas, and we manually typed in news stories from all kind of different source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wired services, and even translated stories from Chinese language sources including from Hong Kong, and then we sent them out in batches of daily emails to thousands of subscribers for free. We called it China News Digest, or CND, and I was then the first and only Hong Kong person in the group.

So, then and now, technology played a key role in spreading the truths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n the late 1980s, although we did not have the Internet as it is today,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cable services were becoming prevalent, and only because of this that these images of the massacre could be preserved to this date, first by our spreading around by making copies of videotapes, to now when these videos and images were uploaded and shared on YouTube and all the other social media 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Even those daily emails we sent on CND can still be found today on Google and other search engines from various Internet historic archives.

So, the quest for a reversal on the verdict and justice for the victims of June 4th continues, today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too young or even unborn in 1989, and they are injecting new energy to keep the movement going, until the day when we can see democracy being implemented in not just Hong Kong, but China.

Looking back, I probably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in 1989 that, twenty-five years later, the victims and dissidents from 1989 would still be facing this injustice and the same persecution, maybe even worse. But, even more unthinkable to me would be the fact that certain despicable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ould come out in Hong Kong in 2014 to defend the bloody regime, shamelessly saying that they are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June 4th.

Well, we certainly have freedom of speech in Hong Kong. But Hong Kong is supposedly also a land with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an abundance of access to reliable historic archives and materials, with eyewitnesses to that fateful night and the ensuing days in 1989 in Beijing. The reason why some people choose to tell these lies covered by half-truths in order to divert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fact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s obvious, because they see it as their mission to not just blindly worship this ruthless and unjust regime but to help these rulers pave a way to continue to dominate and subjugate its people,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in China.

Every year around June 4th, I would look up this Bible verse and think about it over and over again. Proverbs chapter 14 verse 34 says, "Righteousness exalts a nation but sin condemns any people."

But where is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since the Tiananmen Massacre to this day in China? And when will the rulers with blood on their hands be condemned for their sins?

Psalms chapter 85 verse 11 says, "Truth shall spring out of the earth; and righteousness shall look down from heaven." With faith, we believe that God's justice will be done in the end. If we can stand firm on this ground and preserve and spread the truth about the June 4th Massacre for twenty-five years, we are not afraid if we need to do it for even longer. In the end, justice will be served from heaven on earth.

It will just be a few more days before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Let us continue to pray for peace and blessing for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ose who continued to be persecuted because of their dissident activities since 1989. And see you this week, on the evening of June 4th, 2014, in Victoria Park, as we have persevered and continued to do so for so long, and let us once again tell these bloody killer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n force and in number, we stand against you, and we stand for justic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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